“干大事。”是当时我的老板天天教导我们的话，所以我们天天为了做大事情准备着，忙碌着，不分昼夜。老板命令身为策划者，每个星期都得在策划会上提出一些宏伟的设想，供公司决策使用，于是策划会成了神话故事大比拼，就连在珠峰顶上立个广告牌，上书“广告招商”，这样的无稽之谈都不算新鲜。我至今都为自己那时极端稚嫩的妄想而感到脸红，更不可思议的是整日为了那些神话而东奔西跑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特傻。

我突然发现自己依然生活在夜里，更可怕的是白天晚上都不精神。因为应付差事，我们基本上是拖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开始工作，先干完的能到沙发上睡觉，干得慢的就得睡到地板上。会议室的大桌子底下是一个好地方，一来比较干净，二来不会被早晨上班的人吵醒。有一回我睡得比较死，碰巧一大早公司就来了几个客户，被前台的小姐让进了会议室的时候，我根本来不及撤离，我只好在一堆皮鞋中间躺着，市场部的同事怕我钻出来搅乱了气氛，还用一只脚踩着我的肚子。我就这么躺着，将双手枕在头底下，望着桌子底板。大会议桌很昂贵，桌面光滑明亮得能够照出人影，但我发现它的背面非常粗糙，有的木头已经开裂，螺栓安装得也是歪的……是否世间万物都是这样？听着那些被强迫灌进耳朵的无聊的会谈，我发现我的生活非常乏味，我又一次对它失望了。

可是，我得坚持，为了生存，我已经不能再跟父母要钱了；为了每个月5号从财务室领出足额的工资，为了能生活下去守望我无法预计的未来；我得坚持。我们大家都在坚持，所谓坚持的意思就是: 混。为了能够体面地混下去，我们总结出一整套混的方法和经验。公司的日常经营是按照项目负责制运作的，一个项目通常由两三个人组成，有时也会组成七八个人的小组，项目组有负责人有固定经费，有时间表，围绕一个项目开展工作，可以外出访问，可以请客吃饭。

我们总是争先恐后地设法加入新立项的、人数多的项目小组，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老板心气高，经费充足，足够我们请客、出差、发奖金，而且有足够的理由成天不在办公室。一旦项目运作到攻坚阶段，就要看谁有本事开溜，利用各种手段逃离这个项目组，加入到更新立项的小组去。这个火候的把握很重要，早了好处没捞足，还会丧失更多机会。晚了就太可悲了，无论项目不了了之还是彻底失败（那些年我们已经从来不对成功抱什么希望），都得轻则招致一顿臭骂，重了还有被炒了的可能，从而痛失混子的尊严与继续混的资本。同时我的老板也在一次又一次惨不忍睹的赔钱教训里吸取着经验，于是混子在越来越险恶的生存空间里辗转腾挪，不断提高着混的技艺。我逐步感到智商不足，很难继续体面地在我国人才济济的策划队伍里立足，于是找了一个机会里申请调进了设计部，开始本本份份地做起设计师来。
一年之后，大家发现所谓公司的老员工，其实都是生存能力强的混子，不仅职位混高了，工资混多了，脸蛋腰围混胖了。而且还在行业里混成了资深前辈，于是可以发号施令，指挥新入行的人; 可以坐在桌子后面代表公司招聘员工，利用职权向漂亮姑娘问这问那; 可以收到不认识的人寄来的请柬，打着参加会议的名义到各大饭店混吃混喝。只有我们可怜的老板面色日渐憔悴，头发蓬乱面无笑容，忧郁与困惑终年伴随着他。于是终于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，嗅觉敏感的混子早就开始利用公出的当口到各处面试，寻找新的出路。

其实那几年大部分广告公司都是这个德行，所以大家转来转去都是在找好混的地方。

有一阵子，我连续几个星期穿梭在京城的各大中小广告公司之间，高价推销自己，频繁的应聘经验，让我很快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自我推销与揣摩老板心思的本事，于是随着应聘的成功率越来越高，我的底气也越来越足，大话越来越多，待遇要求越来越高，我又一次被自己编的谎言欺骗了，自诩为京城设计高手，混子就是这样，总是拥有足够的自信，就像老崔歌里写的那样：“我的内心深处还藏有伟大的人格。”

如果我至此一直混下去，那现在肯定已经被淘汰出这个行业之外了，就幸好后来我认识设计师Katty，这个多少有点傲慢，不太尊重内地人的澳门裔美国人，是她让我走上了真正的设计师之路。

刚刚坐在她对面接受她面试的时候，我并不认为这个娇小的女人有什么特别，甚至我没有看得起她。她的公司规模很小，只有五个坐位，加上一个属于她私人的办公区，一间只能容纳四个人的会议室，就这么大，以至于要是她想跟那个设计师说点私密的话（比如在薪水上讨价还价），都要去楼道去才行。

但是她的办公室很干净，有鲜花和香浓的咖啡，因为办公室很小，只要一有人磨咖啡豆，所有人依靠嗅觉，就都像已经品尝过一杯似的。每个人的坐位都整齐干净，办公室所有的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，桌子上面一张废纸都不允许有。电脑表面非常整洁，不像别的公司，电脑脏得像是后妈带的孩子，一看就像是低档的劳动工具。而Katty从不浪费钱在最时髦华丽的设备上面，她的设备比起我先前公司的档次低很多，但她总是教会我们怎样最合理地分配那些设备的资源，以便让那些家伙乖乖地听命于我们，从不发生故障。这个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，后来我创业成立早晨设计，采购第一台设备的时候，就是用这样务实的思路思考问题，我们经常去那些濒临倒闭的公司“洗劫”便宜货，大部分倒霉的家伙成立公司的时候，心气都特别高，所以在采购设备上面总是大手大脚，买最时髦的产品，可是在被迫出售它们时，连三分之一的投资都收不回来。我们早晨设计至今数百万的设备，都是这样买来的，运气好的时候当我们更新设备出售时，还能卖回买时的价格，等于白用了两年。所以，当你见到那些只会炫耀设备的设计公司时，我告诉你他们很可能是些“棒槌”，因为决定设计的好坏不在这些方面。

Katty公司的人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工作，却井井有条，她总是把每个人的工作安排得恰当合理，这样一来我们彼此几乎不太需要讨论或交谈，安静的工作气氛，让白天的效率变得空前紧凑，于是我们不再需要频繁地加班了，生活回归了正常状态，人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，脑子变得非常清澈。

当时我从Katty那里听到的最新鲜的词是“方法”，这也是我今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，从这里我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，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彼此有好有坏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人尊重方法，而有人不尊重。刚刚听说“方法”这个词的时候，我无法把它跟设计联系在一起，认为像设计这样的“艺术创作”靠得应该是灵感，哪里会有什么方法。逐渐我才知道美国人为什么能把事情做得那样好，就是因为它们有发明方法的习惯，随时随地在总结工作的方法、发明使用工具。在这种意识体系里，每一次设计都成为学习总结的功课，不需要冥思苦想，也不会闭门造车，而不擅长使用方法的人都是瞎子摸象，不会发明工具的人，就是一设计农夫，他们总是把设计说得神乎其神，但做起事情来却像没头的苍蝇。

Katty把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，所有的档案、往来合同、设计稿件都编号有序地存放在档案柜里面。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，在原来的大公司，无论单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业务的非业务的，赚钱不赚钱的，很快单位里所有的人就都能知道，而在Katty手下，虽然大家坐在一间屋子里，公司的大小事情我们一概不知，每天按照她的布置做事就可以，多余的用不着你管。这样一来公司也少了许多是非。

Katty谈客户的方式和我们以往也大不相同，一点常规谈业务的作派都没有，既不炫耀业绩也不炫耀写字楼、设备、企业规模⋯⋯她总是用聊家常一样的口气和客户交流，天南海北地说一些生活琐事，只有聊得来的客户，她才肯跟人家签合同提供服务。聊不来的她就蜿蜒拒绝人家，刚开始这一点我很不理解，认为好多事情牵就一点客户，我们是可以做的，干吗和钱有仇？但是她不这么认为，她顽固地坚持，设计结果的水准取决于客户的水平，低端客户对设计公司的经营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反而只能毁了设计公司，他们支付的那点报酬，抵不上设计公司的损失。所以那时侯，我们只是服务那些地位显赫的人或品味出众的企业，这样我开始走近了设计高端客户。

后来Katty的男朋友去了美国读博士，有一次Katty去美国出差，其实是去美国找工作，女人就是这样，为了爱情能够舍弃一切，更有趣的是，她去应聘的公司恰恰是我后来的好朋友王敏（现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）开办的两方设计公司（SQUARE TWO DESIGN)，后来我和王敏聊起来，感慨了许久，真应了那本书说的：世界是平的。Katty去了美国，走之前把我们的、客户的事情都交代的仔仔细细，可是没想到还是出了纰漏，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客户，长安俱乐部（至今还是中国顶级的私人会所）丢失了我们的报价单，因此我打开了Katty神秘的档案柜，找到了那份文件，在准备给客户传真的时候，我看见我们的报价。我顿时惊讶得差点喊出声来，我们一个5个人规模的设计公司的报价，竟然是我原来服务的那间50人规模的公司的九倍，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，让我认真地考虑了很多事情，Katty的公司，没有豪华的办公室，没有豪华的设备，没有庞大的机构，雇佣的是同样的人，为什么却能够按照美国的收费标准在北京生存？

那些高端客户都很精明，他们明明知道国内的价格，为什么要附加9倍的成本？因为他们需要得到国际化的设计结果，他们依靠这些设计增加他们的产品价值，而那些本土公司提供不了这些。但是Katty雇佣的同样也是我们这些人呀？而我们在她的领导下，确实能够达到国际的水准，这是为什么？设计公司原来可以这样赚钱？
我在这些思考里逐渐成熟起来。

我用了7598个字简述的这两个故事，其用意就是想要你知道，如果你正在选择为你提供服务的设计公司，你所必须关注的一些东西。那些豪华的吹嘘、豪华的客户名单、豪华的办公环境、庞大的团队规模、不一定能让你得到优秀的设计结果。

出处：早晨设计的BLOG
责任编辑：blueheart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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